文/融媒记者张雨嘉
王仁元是中国民族优秀建筑营造技艺大师（大木作），也是常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。他与古建筑的缘分，始于年少时的木作雕刻。
12岁起，王仁元便趁着节假日跟随父亲学习木工雕刻，19岁正式拜父亲为师，踏入大木作行当。1979年，为配合旅游开发，常熟县政府启动兴福寺修复工程，恰逢电影《白莲花》在常熟取景，这座古寺迎来了重生契机。王仁元随父亲加入修复队伍，这是他首次接触大规模古代殿式建筑，从此他在心底埋下了对古建筑的敬畏之心。
彼时的兴福寺早已残破不堪，东厢房荡然无存，西厢房仅余半间摇摇欲坠。王仁元与父亲接手修复时，起初只有两名木工、三名瓦工，五人便扛起了这项古建修复重任。当时王仁元年仅18岁，已是四级半木工，在乡下算得上小有名气的“师傅”。可面对兴福寺的歇山顶、斗拱、戗角，他依旧大开眼界——乡下农家房多为穿斗式结构，极少有抬梁式结构，更无这般精巧繁复的古建构件。万幸的是，王仁元的父亲做过殿式建筑木作，榫卯营造原理一脉相通，父子二人便凭着老手艺，一点点摸索着推进修复工作。
修复工作中最大的难题是材料。计划经济时期大料难求，兴福寺歇山处一根直径90厘米的大梁已然腐朽，寻觅同规格木料难如登天。最终在政协主席、建设局领导的协调下，木材公司调配、房产公司仓库调拨，才凑齐了符合要求的老杉木。江南老杉木防虫防蛀，是古建修复的上佳材料。王仁元与团队始终恪守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严格依照古建原样复原。文管会的沈传甲先生全程指导，要求施工必须遵循原工艺、原尺寸，分毫不能改动古建原有风貌。当时机械化水平极低，所有工序全靠手工完成：门窗缺失，便依据梁枋印记，结合明代建筑风格查阅资料复原；戗兽损毁，就亲手用泥土塑形、风干、烧制，一件构件便要耗时三个月。随着修复队伍逐渐壮大，团队又陆续完成了兴福寺大雄宝殿、天王殿、牌楼和山门的修复，历时三年，让这座古寺重焕千年古韵。兴福寺修复历程，不仅让王仁元练就了扎实的大木作技艺，更让他领悟到古建筑修复从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，而是对历史的敬畏、对文脉的延续，这也成为他四十余年坚守的初心。
兴福寺的修复，是常熟文保工作的重要起点，也让常熟古建修复的实力被外界看见。1982年，东南大学古建筑教授到访兴福寺，参观完修缮后的山门与大殿后，在称赞之余建议成立专业古建公司，表示苏州、扬州已有专业修复队伍，常熟也应组建专属的古建修复力量。常熟建设局采纳了这一建议，当年年底便批下了成立文件，1983年常熟古建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。自此，王仁元所在的团队从临时修复组，转型为专职文保队伍，还开展了专业技能培训，团队协作愈发规范有序。此后，他们不仅承接常熟本地修复项目，更走出虞城，参与梅兰芳纪念馆、滕王阁、无锡开原寺等外地古建修复工作，让常熟大木作技艺声名远扬。
1986年12月，常熟获批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消息传来时，王仁元正在烈士陵园参与搬迁建设，心中满是激动与振奋。在此之前，常熟文保工作时断时续，缺乏系统规划；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后，政府出台了系统性文物修复计划，更多古建筑被纳入保护范围，王仁元和团队的工作也愈发繁忙。这成为常熟文保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，也让一线修复者有了更清晰的方向、更充足的干劲。王仁元深知，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，常熟“山、水、城”相依相融的独特格局，是得天独厚的珍贵财富，而他能做的就是守好这份家底。
此后数十年，王仁元怀揣敬畏与坚守，参与了常熟诸多标志性古建的修复工程，其中方塔与聚沙塔的修缮，是他印象最深、挑战最大的两个项目。方塔始建于宋代建炎四年，高50余米，1999年整体大修时，脚手架搭建便成了头号难题——施工规范要求脚手架高度不得超过30米，荷载不能依附塔身，更不能对文物造成丝毫破坏。王仁元反复琢磨，设计出多立杆搭建方案：将两根立杆合并增强承重力，把立杆间距从1.2米缩小至90厘米，在塔的四个角搭建4米乘4米的承重结构，通过横梁将荷载分散传递至地面，最终搭起了高于塔身的脚手架，得以修复塔顶腐蚀构件。方塔塔顶华盖重达3吨，当时无高吨位汽车吊，大型设备也无法进入施工场地，王仁元与团队便用工字钢架设于脚手架上，靠葫芦拉升、平移，再用自主设计的井架吊装，凭着这些“土办法”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施工难关。修复过程中，团队严格对照宋代《营造法式》，精准测绘每一个节点，可利用的老构件绝不轻易更换：斗拱腐朽，便锯开内部嵌入钢板，外部用原木料包裹，再以碳纤维加固，既保障结构安全，又完整保留古建原貌。这场大修由十余名木工、六七名瓦工通力协作，耗时近一年，让千年宋塔屹立如新。
聚沙塔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，修复难点在于建筑的“缺失”与“变形”。修复时，这座塔基本只剩砖体，木结构全部风化损毁，塔翼破损、砖墙风化，还存在明显倾斜。王仁元与团队只能依据老照片现场测绘，文管会章忠民先生设计了修复图纸，可团队在施工中发现古建因年代久远多处变形，与图纸尺寸无法匹配。他们便根据残留的砖斗拱等原始构件进行反复比对，调整施工方案，重新制作木结构构件。聚沙塔在2000年完成大修后，又于2016年、2022年先后完成两次保养。聚沙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保养方案需向省级部门报批。每一次维护，王仁元与团队都不敢有丝毫懈怠，只因这些古塔，是常熟“城”与“文”相融的核心印记。
随着文保工作的推进，王仁元团队的修复范围不再局限于寺庙、古塔等不可移动文物，更延伸至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修缮。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修缮，让他深刻体会到古建保护与民生需求、城市发展结合的重要性。老街狭窄，建筑多为前店后宅格局，仍有老人居住，修缮时既不能大面积开挖破坏老建筑，又要解决居民水电、排污问题。团队便巧用老街石板街，将水电管线布置于石板下方的空间，巧妙隐藏管线，既不破坏常熟古建典雅内敛的本土风格，又满足了居民生活需求。古建筑不是冰冷的文物，而是鲜活的历史，保护古建，更要让其融入现代生活，这是王仁元一直秉持的理念，也是常熟整合“山、水、城、文”资源、做好文保“续、多、新”三篇文章的应有之义。
四十年来，王仁元见证着常熟文保工作一步步走向成熟规范，心中满是欣慰。如今的文保工作有了专业指导与系统规划，越来越多古建筑被列入各级保护名录，每一个修复项目都经过严谨考察与论证；修复技术不断升级，大型工程运用数字化建模，传统“原材料、原工艺、原样式”复原原则与现代科技深度结合，高价值文物构件通过挖补、碳纤维加固等方式保护，既留原貌，又保安全；文保队伍也不断壮大，王仁元所在的公司与常熟本地学校合作开办木工培训班，挖掘培养年轻技艺人才。去年，公司木工韩力在全国古建筑技能比赛中夺得第一名。尽管当下50岁以下大木作从业者依旧稀少，年轻人因工作苦累难以坚持，但看到有青年愿意潜心钻研这门手艺，王仁元便觉得传承有了希望。在他看来，大木作传承的核心是留住人，而留住人，关键是让年轻人在实践中积累经验、生出热爱。这门手艺需沉心学习六七年方能领悟精髓，仅凭书本知识无法掌握核心，唯有亲手触摸、亲手制作、亲身感悟，才能读懂榫卯巧思，感受古建筑的温度。这是文保之“续”，续的是精湛营造技艺，更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脉。
如今，常熟文保工作早已从单一的修复保护，迈入“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护”的新阶段，这正是王仁元心中最理想的文保发展模式。对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团队坚持严格保护，主要用于展馆、历史展示，不做过度商业开发；对于铁琴铜剑楼、脉望馆这类特色保护建筑，则在保留原貌的前提下合理利用：铁琴铜剑楼打造成历史展馆，脉望馆内设古琴馆，西泾岸历史建筑修复后融入特色文旅业态，让古建筑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打卡地，让他们在体验中感受常熟历史文化底蕴。王仁元常带孙子去公园散步，看到老人在古建下乘凉闲谈，年轻人身着汉服在古建旁拍照打卡，便觉得四十余年的坚守与付出都值得。这些古建筑不再是束之高阁的“老物件”，而是成为常熟的城市文化名片，吸引更多人了解虞城、爱上虞城，以文旅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，让“山、水、城、文”的优质资源，成为常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厚文化底气。
王仁元这一辈子，只专注于古建筑修复这一件事。从1979年初修兴福寺的惊喜好奇，到深耕行业四十余载的责任在肩，他与木为伴、与古建相守。他修复的古建数不胜数，感情最深的仍是兴福寺与方塔——一个是他文保之路的起点，一个是他挑战最多、最受业界肯定的作品。作为常熟大木作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王仁元始终觉得自己只是常熟文保“守护天团”里的平凡一员。正是有了政府的高度重视、团队的通力协作、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虞城古建才能重焕生机，常熟文脉才能代代相传。
对于未来的常熟文保人，王仁元有着质朴而真挚的嘱托：常怀敬畏之心，坚守“修旧如旧”的初心，把每一件老物件、每一座古建筑都视若珍宝，用心修复、用心守护，将常熟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更多地留给下一代。常熟文保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一座城的事，唯有众人凝心聚力、久久为功，才能做好“续、多、新”三篇文章，让常熟古建古韵长存，让虞城文脉生生不息，让“山、水、城”相融的古城始终保有古韵、焕发新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