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融媒记者 张怡心
四十年风雨兼程，四十年坚守创新。作为常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亲历者与推动者，戈健的职业生涯始终与古城的守护、活化紧密交织。1987年，正值常熟获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第二年，戈健从无锡调回常熟，进入当时的市规划处工作。彼时常熟的名城保护规划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，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规划人一道，怀揣敬畏之心、饱含热忱之情，正式开启了常熟古城保护的探索之路。
最让戈健难忘的，是1988年的那个夏天。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部署，他所在的规划部门要配合规划编制单位，对古城区各街坊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。那时候人手少、任务重，没有先进的勘测设备，戈健与同事们便分组走街串巷，顶着烈日，一步一步踏遍古城的每一个角落。街道的宽度、河道的走向、建筑的格局、古井的位置、古树的长势，他们都一一记录；每一栋建筑的建造年代、房屋质量、层数、使用性质，他们都现场踏勘、仔细摸底，不敢有丝毫马虎。
白天在烈日下奔波，汗水浸透了衣衫，每个人都晒得脱了一层皮；晚上回到办公室，他们在灯光下把白天调查的所有数据一一对应标注在分层图上，常常熬到深夜。那段日子虽然辛苦，但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——他们深知，这些一手资料，将是常熟古城保护的基础，是未来所有规划工作的依据。如今回想起来，正是当年那份挥汗如雨的坚守，为常熟名城保护打下了坚实的根基，也为后续的工作积累了前行的底气。
在常熟名城保护起步阶段的规划实践中，有一件事让戈健印象尤为深刻，也彻底改变了他对名城保护的理解。2001年，常熟决定新建图书馆，选址问题成为规划部门面临的首要难题，当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。一种观点认为，图书馆作为大型公共建筑，应该跳出古城，建在新城区，这样既能带动新区建设、聚集人气，建设过程中也不会受到古城风貌的限制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图书馆承载着文化传播的功能，建在古城内能更好地活化历史文脉，让市民在古城氛围中感受文化的力量。
后者的挑战显而易见：图书馆的建筑体量必须与古城的空间尺度相协调，不能显得突兀；而在建筑风格上，更是面临着“仿古”与“时代建筑”的争论，这也是当时学术界一直在探讨的课题。为了找到最优方案，戈健等人特意邀请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领域的专家学者，其中就包括被誉为“都市文脉守护者”的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。
阮仪三教授一生致力于古城保护，曾“刀下救平遥”“以死保周庄”，在业内极具威望。研讨会上，他结合自己多年的保护经验，明确表示支持图书馆建在古城内的虞山脚下，认为这对完善古城功能、活化历史文脉大有裨益。更让戈健与伙伴们深受启发的是，阮仪三教授在建筑风格上持开放态度，力挺时代建筑，反对将“仿古”等同于风貌协调，强调保护古城不是复制过去，而是要让时代元素与古城底蕴和谐共生。
专家组的结论为规划工作指明了方向。随后，常熟邀请著名建筑师、清华大学宋晔皓教授进行设计，最终建成了现在的常熟市图书馆。这座图书馆既融入了虞山、琴川河的自然风貌，又彰显了时代气息，建成后不仅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，还获得了WA中国建筑奖优胜奖、教育部建筑设计一等奖等荣誉，成为常熟古城活化保护的首个生动实践。
这件事给戈健的启示非常深刻：名城保护从来不是“封存”，而是“活化”。随着社会进步，保护的内涵已经从纯粹的留存，转变为带着敬畏之心、科学态度、时代精神去审视和利用，只要用心探索，就能找到保护与创新的平衡点。这一理念，也成为戈健此后工作中一直坚守的准则。
回望几十年的历程，戈健见证了常熟名城保护理念的不断演进与成熟。20世纪80年代是该理念的萌芽期，而常熟最具前瞻性的决策，早在1984年就已定下——当时，常熟市委、市政府听取了周干峙、郑孝燮等权威专家的建议，放弃了“摊大饼”式的盲目扩张，正式确立了“另辟新城、保护古城”的战略，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都是领先的理念。
也是在那个时期，常熟创新性地提出了“点、线、面”相结合的保护模式，明确了古城内12个重点保护点、2条保护线和2片保护区，奠定了古城、新城、风景区并存的格局。1988年，在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时，常熟首次单独编制了《常熟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》，构建起“点、线、面、河”保护体系，让名城保护有了初步的框架。
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，常熟名城保护工作逐步走向法治化、系统化。常熟结合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，持续修订保护规划，不断完善保护体系。其中，2003年和2016年的两次规划修订，意义尤为重大。2003年的规划，系统性地明确了分级保护体系、“山水形胜”保护、古城风貌控制、历史水系保护等核心内容，让保护工作更具针对性；2016年的规划，正式确立了市域资源、历史城区、历史文化街区、文物古迹四个保护层次，划定了南泾堂、西泾岸、琴川河三个历史文化街区。如今，南门坛上也已获批，常熟的历史文化街区达到了四个。从宏观的山水格局到微观的一砖一瓦，这些都有了明确的保护标准和遵循原则。
四十年间，常熟最核心的探索，就是在戈健等一代代规划人的努力下，找到了一条保护与发展相辅相成的道路——拒绝“大拆大建”，推行“针灸式”微更新。规划的核心理念十分明确：不把古城变成仅供观赏的“博物馆”，而是通过精细化规划、制度创新和产业激活，让历史文化街区成为宜居宜业的“活态社区”，让古城真正“活”起来。
这条道路的实践，体现在五个关键层面。一是规划引领，划定“红线”。常熟编制了《常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（2025—2035）》，始终守住“十里青山半入城”的整体格局，明确琴川河等街区的功能分区，确保所有开发建设都在规划框架内进行，坚决守住古城保护的底线。
二是制度创新，破解“产权”难题。针对古城内私房众多、空间零散的问题，常熟首创“房屋使用权集中”模式，在不改变产权的前提下，引导居民流转房屋使用权，归集零散空间。腾出的房屋，一部分继续用于原住民居住，保障他们的生活权益；另一部分引入商业功能，既避免了巨额的征收成本，又盘活了存量资源，实现了多方共赢。
三是民生优先，补齐设施短板。名城保护不是单纯修老房子，更要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。这些年，常熟大力推进管线入地、雨污分流、消防整改等“里子工程”，解决了古城内长期存在的内涝问题和安全隐患，让居民在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，依然能留住古城的烟火气息。
四是活化利用，注入新业态。常熟对修缮后的老建筑进行精准定位，引入高端民宿、文创研学、非遗展示等“微度假”业态，让老建筑焕发新活力。比如虞山街道，通过引入咖啡店等年轻人喜爱的业态，将通江路等片区打造成网红打卡地，让古城收获了更多年轻群体的关注。
五是文化驱动，串联旅游动线。常熟通过夜游亮化、“限时步行街区”等创新举措，激活古城的夜间经济。如今，这些探索已经初见成效，成功入选住建部保护传承活页手册，常熟成为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，这是对戈健等一代代规划人坚守名城保护的最大肯定。
四十年间，常熟规划建设最大的变化，莫过于从“拆改留”到“留改拆”的范式转换，从“大拆大建”的旧模式，转向了规划引领下的“微更新、微循环”精细治理模式。这一转变，不仅改变了古城的面貌，更奠定了常熟名城保护的三大坚实基础。
第一个是规划基础。常熟构建了“多规合一”的顶层设计，以《常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（2025—2035）》为总纲，形成了“保护规划—特色专业规划—更新规划”的多层次体系。所有建设行为都有了明确的保护红线和功能定位，杜绝了随意开发，确保了“山、水、城”一体的古城格局不受侵蚀。
第二个是民生基础。常熟始终坚持“以人为本”的保护导向，通过人大代表建议的推动，将古城保护纳入重点民生工作清单，实施“三安全、三提升”工程，即保障房屋、消防、治安安全，提升居住、环境、文化品质。这一举措，让老城区居民从“要我保护”的旁观者，变成了“保护惠及我”的受益者，为名城保护赢得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第三个是法治与路径基础。依据《常熟市历史建筑保护办法》，常熟划定保护红线，让历史建筑修缮有法可依、有章可循。同时，通过西泾岸街区、通江路等片区的实践，探索出了“文化+民生+经济”多方共赢的更新路径，解决了资金平衡、业态激活等难题，为后续保护工作提供了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
回望这四十年，戈健从一个初涉规划领域的年轻人，变成了一名见证古城变迁的老者，心中满是感慨。在他看来，常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更新最大的变化，本质上是发展理念的进化——从“要我把古城保下来”，变成了“我要让古城活起来”。这一理念的转变，让一代代规划人在坚守中创新，在创新中传承，也让常熟古城在时代浪潮中始终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。
